但具体能不能调到，还需要进一步确认。

而且就算调到了监控，取款人的体貌特征是否清晰到可以辨认，也是一个问题。”

侯亮平沉默了一会儿。

柜台取现，分五次，不同网点，没有留下转账记录。

对手在操作这笔钱的时候，已经考虑到了后续被追查的可能，所以采用了最原始也最难以追踪的方式。

他抬起头：“监控录像尽量去调，哪怕只有一部分能用，也是线索。

另外，查一下取款的时间段，看看那几天王海波本人的行程和行踪，有没有和取款时间重叠的部分。”

“好，我去安排。”

刘建国离开后，侯亮平靠在椅背上，目光落在桌面上那份银行协查回执上。

这条线走到这里，遇到了瓶颈。

如果监控调不到，或者监控中取款人的身份无法确认，那这笔四十万元的转账就无法与王海波本人建立起直接的联系。

但直觉告诉他，这笔钱一定是王海波收的。

那个过桥公司，那笔四十万元，那个分五次取现的操作手法，每一样都带着强烈的规避痕迹。

这种规避痕迹本身就是证据，但在法律和纪律的框架内，仅仅有规避痕迹还不足以定案。

他拿起桌上的电话，拨通了刘建国的内线：“刘书记，你先别急着把全部精力都放在那四十万元上。

这条线暂时不能突破，我们就换一个方向。

你安排人，重新梳理一下天恒伟业成立以来，所有涉及王海波签字的文件。

重点看他在天恒伟业担任股东期间，有没有以任何形式参与过公司的经营决策。

哪怕只是一次会议纪要上的签字，只要能与具体的业务活动挂上钩，就可以证明他在天恒伟业并非单纯的代持股东，而是参与了实际运作。”

“明白。

这个方向我来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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