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月初，山城重庆的草木悄然苏醒，岸边的柳树枝头鼓起一串串米粒大小的绿芽，日日生长，日渐饱满。

嘉陵江畔的风裹挟着水汽与泥土的腥气拂过脸颊，褪去了冬日的干冷刺骨，变得轻柔绵软，宛若一匹刚织就的素白绸缎，轻轻蹭过脸颊，暖意融融。

巷子里的青石板路依旧湿润，冬日是干寒之下水分尽数下渗、表层干硬，如今却是潮润沁人，石板缝隙间慢慢长出细密青苔，踩踏时微微发滑，处处透着春日回暖的气息，万物都在悄悄复苏。

这段日子，巧英一心忙着厂子移交之事，几日来反复思量，一笔一笔在心中细细盘算，该与谁商议，交代什么事宜，又该如何开口，桩桩件件早已在脑海之中过了数遍。

她首要考虑的便是赵桂兰与老周，两人跟随她辗转十年，当年从苏城奔赴武汉，又自武汉来到重庆，一路相伴，早已是厂子里最值得托付的人。

赵桂兰主管织造，手下带着三十多名工人，哪台织机走线稍有偏差，指尖一触便能察觉；老周执掌染坊技艺，既守着苏城传承下来的老手艺，又潜心钻研多年调配出诸多新颖配色，染坊大半的色彩样板，皆是出自他手。

把厂子交由二人打理，巧英满心坦然，毫无顾虑。

染坊里那两匹军用棉布还搁在最里侧的架子上。

交接之前，巧英最后一次掀开蓝布看了看——布面没潮，颜色没褪，边角没起毛。

她把布盖回去，没有压青石。

这块布她走之后，赵桂兰会看见。

看见之后怎么处理，是她自己的事。

巧英不想交代，也不想解释。

有些事，不知道比知道安全。

她把蓝布四角掖好，转身出了染坊。

这日清晨，巧英独自待在染坊，蹲在那只缸沿刻着“宛”字的大缸旁，手里握着一把刻刀。

这个“宛”字，是母亲苏宛卿当年亲手镌刻，历经数十载岁月打磨，刀痕边缘被日复一日的布匹摩擦、掌心触碰，早已变得圆润光滑，笔画日渐浅淡，若无心细看，几乎难辨字迹。

她收起心神，将刻刀刀刃轻轻贴附在原有笔画之上，顺着早已磨平的纹路缓慢深化，刀锋划过石面，发出细微绵密的沙沙声响，宛若绣花针尖划在绷紧的绢布之上。

她仔仔细细沿着每一笔的边缘重新雕刻，让原本模糊的字迹重归清晰，待最后一笔完工，抬手用指腹轻轻拂过字迹，反复确认每一笔深浅均已到位，方才收好刻刀。

刻字的时候她想起一件事。

母亲刻这个字的时候，她大概五六岁，趴在缸沿上看。

母亲握着刻刀的手很稳，一笔一笔地刻，刻完了用指腹去摸深浅，说“留个念想，往后即便换缸，也能一眼认出”。

她当时不懂什么叫“换缸”，只觉得那个字好看。

后来母亲走了，缸从苏城运到重庆，缸沿上磕了一道细纹，可那个“宛”字一点没损。

现在她把那个字重新刻深了些，刻的时候手也很稳。

她忽然觉得，母亲当年刻字的时候，大概也是她这个年纪。

此时，赵桂兰与老周静静立在染坊门口，望着她的身影，俱是沉默不语，心底满是敬重与不舍。

“赵姐。”巧英起身拍了拍手上沾染的细微石粉，神色郑重地开口，“这口大缸我此番带不走，器型厚重，走水路转运实在艰难，你代我好生照看，等我们在苏城安顿妥当，再另行设法将它运过去。”

赵桂兰缓步上前蹲下身，抬手缓缓抚摸着那个“宛”字。

她手掌宽大粗糙，指腹布满常年劳作生出的老茧，摩挲在粗糙石面之上，发出细微的摩擦声响。

她的动作格外缓慢，从第一笔到末尾一笔细细触碰，仿若抚摸自己相伴多年、早已视若珍宝的器物，满含珍视。

“大小姐尽管放心，”她语调沉稳，字字掷地有声，“缸在，我便在，我定会好生守着。”

巧英看着她蹲在缸前的背影，忽然想起十年前在苏城第一次见赵桂兰时的样子。

那时候赵桂兰还是个三十出头的妇人，刚死了丈夫，带着一个五岁的儿子，来钟家染坊找活做。

巧英的母亲苏宛卿问她能做什么，她说“什么都能做”。

苏宛卿让她去织机棚试试，她坐在织机前手一摸梭子，苏宛卿就点了头。

从那以后赵桂兰就没离开过钟家染坊。

从苏城到武汉，从武汉到重庆，十年了。

她的儿子现在也该十五了。

巧英没有问过她儿子的事，可她知道那孩子一直在老家跟着赵桂兰的婆婆过。

赵桂兰每年托人捎钱回去，自己不舍得吃不舍得穿，攒下的工钱全寄走了。

巧英把这些事放在心里，没有说出口。

老周倚在染坊门边，手里攥着旱烟袋，却无心点燃。

目光久久流连在院内一排排染缸、错落的织机与晾布架之间，迟迟不肯挪开。

指尖不停转动旱烟袋，烟锅里残留的旧烟灰簌簌掉落，散在鞋面上也浑然不在意。

“大小姐，”他嗓音比平日更显沙哑，“您此次远行，厂子依旧留在此处，往后您何时再归来？”

巧英走到老周身旁并肩伫立，顺着他的目光望去，院中数口靛蓝染缸整齐罗列，缸口覆着草编盖帘，帘面凝结一层细密水珠；晾布架上的竹竿虽已腾空，横杆却留着深浅不一的蓝染痕迹，历经岁月早已无法褪去；织机棚之中，几台铁轮织机的踏板被众人长年踩踏，油润光亮，宛若被岁月盘玩多年的老物件，满是岁月痕迹。

“等苏城的事宜全部理顺，我定会回来看望你们。”她温声答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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