船抵达汉口，已是三月下旬。

此处江面上的风比重庆柔和几分，可天光依旧灰蒙蒙一片，厚重的云层沉沉下压，把整座汉口城裹在一片朦胧的灰白之中，处处透着战后破败的沉寂。

码头上的趸船形制比重庆的窄小许多，粗陋的跳板搭在船岸之间，人踩上去脚下便不住发颤，木板下方的铁皮链条随着步履晃动，哗啦哗啦响个不停。

辽阔江面泊着大小不一的船只，外侧停靠着几艘悬挂米字旗的英国商船，船身吃水极深，水线之下密密麻麻爬满藤壶，尽显陈旧沧桑。

更远处，一艘卸货过半的货船泊在水面，船帮搭着厚重篷布，狂风推扯，篷布一次次鼓胀又颓然塌陷，远远望去，像是有人正凝神做着深深的呼吸，落寞又无力。

巧英叮嘱众人留在船上等候，只带着春桃独自下船，要去旧址看一眼。

昨夜躺在船舱辗转之时，她便打定主意，船在汉口停靠半日补给水源物资，刚好能抽身了却这桩心愿。

自武汉迁往重庆，整整八年岁月流转，她始终惦念着那片曾经打拼过的旧地，想知道多年战火洗礼之后，那里如今已是何种模样。

1938年深秋，为躲避战火，她从武汉撤往重庆，彼时的工厂坐落于汉口郊外。

那片厂房是租来的，八间铁皮铺顶的棚屋围成一个宽敞大院，院中安放着三口染缸、五台织机。

她清晰地记得，这三口染缸皆是从苏城一路辗转运来的，缸身镌刻着苏城窑工的专属标记，缸沿一道烧制留下的裂纹，当年特意用铁箍牢牢箍住。

撤离之际战况急转直下，日军战机已然频频轰炸武昌，兵荒马乱之间，能拆卸的零件尽数装箱，无法带走的便草草用稻草掩盖，满心想着局势平定便可很快折返。

谁料日军侵占武汉之后，这片厂房被强行征用，改做日军军服加工厂。

抗战胜利之后，厂房由政府接管，却迟迟未能分配流转。

陆正远在重庆寄来的清单上，清楚标注着“汉口郊外原钟家织染厂旧址”，末尾落着军需处的鲜红印章。

巧英细看地址，才发觉与记忆里只差些许字词，曾经的“协和路七号”，如今已更名为“胜利街十二号”，时移世易，物是人非。

巧英与春桃沿着江边道路往西北方向缓缓前行。

汉口的街道远比重庆开阔，只是街头人烟稀疏，透着凋敝冷清。

沿街不少铺面大门紧闭，门板张贴着“接收敌产”的白纸条，纸面被江风吹得边缘翻卷，隐露底下旧招牌残存的字迹。

有的铺子台阶上方堆满杂物，木箱、铁桶、破旧衣物用草绳捆缠堆放，仿若主人仓促被逐，还来不及收拾妥当。

路上行人个个步履匆匆，神色凝重，埋头快步赶路，像是生怕被莫名变故追赶。

偶尔有吉普车疾驰而过，车厢里坐着身着美军制服的兵卒，车尾卷起漫天灰土，两旁行人纷纷侧身避让，抬手掩住口鼻，眉眼间尽是无奈与恓惶。

走过一条街口时，春桃忽然放慢了脚步。

她侧头看着路边一间敞着门的旧货铺，铺子里堆着半屋子的旧衣裳，有几件灰布军装叠在最上面，袖口磨出了毛边，前襟留着缝补的痕迹。

她盯着那几件军装看了两息，才继续往前走。

巧英没有问她在看什么，可她知道春桃在想什么。

八年前从武汉撤往重庆，春桃的丈夫就是穿着这样一件灰布军装走的。

那件衣裳后来一直没有回来。

春桃不说，巧英不问，两个人沉默着走过了那条街。

待走到工厂旧址，日头已然西斜。

门牌处钉着一块蓝底白字的铁皮标牌，“胜利街十二号”几字是新刷的漆，色泽鲜亮，可标牌下方的门柱早已歪斜，墙面白灰大半剥落，裸露着灰黑色的旧砖。

大门敞开着，两扇铁皮门锈蚀得只剩空架，微风拂过便嘎吱作响，满是岁月侵蚀的痕迹。

院中荒草疯长，直齐腰身，将从前平整的青砖地面尽数吞没。

巧英抬手拨开乱草向前挪步，草叶蹭着裤腿沙沙作响。

走到院子中央，她停下脚步环顾四周，当年搭建的铁皮棚屋尚在，只是铁皮锈蚀徒留骨架，不少铁片被狂风掀翻，软塌塌挂在棚架之上，风一吹便哐当晃动，声响清脆又寂寥。

墙角还留存着三口染缸，缸体开裂，缸底积存着雨水与干枯树叶，水面覆着一层幽绿水藻。

其中一口缸沿，那道当年亲手箍紧的铁箍仍在，锈得只剩薄薄一层，却依旧牢牢套在缸身。

五台织机只有两台残留棚中，铁轮尽数锈蚀，木质机架被白蚁蛀得千疮百孔，指尖轻触，木屑簌簌往下掉落。

她清楚记得，这两台织机同样自苏城运来，榉木机架质地上佳，铁轮产自汉口铁厂，当年耗资八十块大洋购置，埋下了精心打拼的根基。

如今榉木空有残壳，铁轮齿牙尽数锈成碎渣，往昔的兴旺痕迹全然消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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